歐洲文學對悲劇和喜劇的美學理論，曾劃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定義。１７世紀法國戲劇理論家畢爾·高乃依認為：“喜劇和悲劇的不同之處，在于悲劇的題材需要崇高的、不平凡的和嚴肅的行動；喜劇則只需要尋常的、滑稽可笑的事件。悲劇要求表現劇中人所遭遇的巨大危難；喜劇則滿足于對主要人物的驚慌和煩惱的模擬。”在諸如此類的理論指導下，古希臘的悲、喜劇就嚴格按照各自的范疇。
     
   　 去追求戲劇的審美價值，對歐洲以至世界文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用歐洲戲劇大師們的戲劇理論來研究我國的古典戲曲，是可以借鑒的，也是有益的。但是，自古以來，我國的戲曲作家按照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和理解，運用自己民族獨特的藝術形式來進行藝術創作，固然有只引人發笑的純喜劇，也有叫人悲慟的純悲劇。但，更多的是悲中有喜、悲喜交融，“抑圣如狂，寓器于笑”（李漁：《閑情偶寄》）來表現戲中人物和情境；或用悲、歡、離、合的結構路數來組織戲劇情節等等，成為中國戲曲不同凡響的審美特征。
        
    　潮州潮劇團演出的傳統潮劇《三請樊梨花》，劇情寫的是樊梨花為使國家統一，希望歸順大唐，與其父兄堅持依附楊凡，分裂作亂的矛盾。她在與薛丁山訂下終身。又在勸父兄獻關歸唐時遭其兄的堅決反對而至火并，以致迫得殺兄獻關！洞房花燭之夜，反遭薛丁山的辱罵休棄而負氣出走……把戲推向“三請”的高潮。
        
   　 這樣的事件決不是“……尋常的，滑稽可笑的”，而是關系到國家的統一安定、民族的和睦共處的既嚴肅又重大的題材，照高爾依的說法就應歸悲劇一類。但，由于劇中只把“歸唐”作為歷史背景和事件的依托，而以愛情糾葛的進程作為戲的主線；由于樊梨花明大義、識大體和對愛情的純真執著；由于薛丁山雖是個英俊少年卻存在著大男子主義又沖不破封建禮教的樊籬；也由于程咬金的老謀深算而又盡出些怪點子以促成好事多磨等等，使整個戲的情節生動活潑，充滿喜劇色彩。于是出現的戲劇高潮就水到渠成、妙趣橫生：薛丁山因思想不通兩次來請均缺乏誠意，故被樊梨花的手下頂回，誤了軍機，與其父帥薛仁貴險陷敵手，幸好樊梨花及時趕到，退敵救得他們父子。至此，薛丁山才悔恨自己的過錯，痛下決心，立下軍令：“三步一跪、五步一拜”，第三次到寒江關求樊梨花歸唐。
        
   　 為使他得到教訓，經程咬金從中規勸和策劃，使這個“三請”別開生面：寒江關的大堂變成靈堂，披麻掛白。洞悉內情的梨花愛婢鐵珍素服重孝，安排祭奠梨花！而不知究竟的將軍吳戈卻真的認為梨花被薛丁山氣死而捶胸痛哭，表示與薛丁山誓不兩立，欲為梨花報仇，鐵珍阻也不是，勸又不止，舞臺上的吳戈越哭得痛切就越真實，也就越使觀眾忍俊不禁！丁山來了，吳戈的一肚子氣恨都要向他傾瀉，他罵他，還要打他。丁山因虧于理，又傷于情，真心實意地讓其責罵，一身奔進靈堂，痛哭嬌妻。這時間的薛丁山，真情畢露，痛不欲生，竟要畢命靈堂前贖罪……舞臺上薛丁山演的是貨真價實的悲劇，而我們感受到的卻是會心的解脫和衷誠的愉悅！這個喜劇的高潮是哭出來的，而產生這樣的戲劇效果，我們就不能不佩服劇作家別出心裁的設計。
       
    　生活是豐富而又復雜的，而作為反映生活的戲劇藝術也應是多姿多彩的，拘泥于某些理念而不敢擅越是藝術創作的一大障礙，這是我們要引以為鑒的。